内容提要：古代阿拉伯史学是天下史学的紧张构成部分，其发展进程大抵履历了五个阶段。公元761年从前是史学抽芽期。它分为两个阶段：前伊斯兰时期的汗青意识为阿拉伯史学的萌发奠定了底子；七世纪中叶至伊本·伊斯哈格的《先知传》成书，史学发展的重要特点是由简单的汗青记录向完备的史书编纂过渡。以后直到泰伯里去世是史学成长期。史学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得到了极大的进步，代表作是《历代民族与帝王史》。以后直到阿拔斯王朝殒命是史学繁荣期。期间，史学得到独立学科的职位，成绩光辉。阿拉伯史学在马木鲁克王朝时期得到连续，史学、史家和史书都发生了庞大变革，汗青哲学和史学理论专著问世。16世纪中叶至18世纪末，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阿拉伯史学走向全面衰落。
原文出处：史学理论研究2017年01期
阿拉伯史学史是研究阿拉伯史学产生与发展过程的一门学科。阿拉伯史学是伊斯兰史学(或穆斯林史学)的重要构成部分。①固然阿拉伯史学直到伊斯兰教鼓起后才萌发，但“中世纪穆斯林汗青文献种类繁多，数量巨大。在这些方面，伊斯兰教的史学比得上基督教天下的史学；在批驳精力以及头脑深度方面，伊本·哈尔顿大概不亚于任何西方史家”。②西方学界从19世纪末开始对阿拉伯史学史举行体系的研究。1882年，德国东方学家斐迪南·乌斯坦菲尔德(1808-1899年)梳理了590位阿拉伯史学家及其著作。③阿拉伯天下对自身史学史的科学研究却起步较晚。学界通常把黎巴嫩史学家阿萨德·鲁斯塔姆(1879-1965年)在1939年出书的《汗青术语》视为开端之作。④至今，国外在这方面的研究已取得了累累硕果。⑤遗憾的是，我国的相干研究稍显单薄。⑥显然，研究阿拉伯史学史是可以为中国史学的发展提供营养和资鉴的，同时也是编写中国特色的“天下史学史”所必须要做的预备工作之一。因而，笔者试图通过综合观察史学史的多方面因素，⑦把古代阿拉伯史学史分别为五个时期，并探究各时期的重要特点，以期可以或许得出几点粗浅的认识。
一、阿拉伯史学的抽芽期
前伊斯兰时期的阿拉伯还没有史学。当时的阿拉伯半岛重要盛行三种自发汗青意识。半岛北部的汗青意识重要表现为口耳相传的族谱和“阿拉伯人的日子”。阿拉伯人以血统的纯洁、族谱的高贵为荣，每每把本身的族谱追溯到人类的始祖阿丹(亚当)。⑧“阿拉伯人的日子”则是通过诗歌和散文交错穿插的方式报告的阿拉伯部落传统、纠纷和战役的传说故事。同时，在半岛南部遗留下一些铭文和传说。它们是“关于也门汗青的布满诗意的构想故事”、国王的传奇和巫师的神谕。⑨据麦斯欧迪(？-956年)记录，前伊斯兰时期的阿拉伯人已经有了关于年、月、星期、日和夜的体系观念。⑩不外，他们常常用新发生的庞大变乱作为新纪元来代替旧历法。比如，古莱氏部落就先后利用了十种纪元。(11)因而，阿拉伯史学的萌发尚有待记事求真的观念、稳固的历法和保障史学活动的社会机制的发展。
实际上，阿拉伯史学的鼓起与伊斯兰教的发展和伊斯兰政权的巩固密切相干。七世纪初，伊斯兰教的诞生与传播使阿拉伯人由已往对好汉史诗的吟诵转向对穆罕默德和圣门弟子的业绩的真实汗青影象。正统哈里发时期(632-661年)创造了伊斯兰历，完成了富含汗青故事的《古兰经》的定本。阿拉伯人对已往的认识向前推进到创世之初，并大要上把汗青进程二分为前伊斯兰时期和伊斯兰时期。(12)人们很快就深刻地意识到汗青知识的紧张性。从瓦哈卜(654-732年)的记录可知，阿里(656-661年在位)对也门哈德拉毛的汗青有着浓厚的爱好。(13)倭马亚王朝(661-750年)创建后，哈里发出于巩固政权、管理国家和扩张国土的必要而大力大举支持汗青编纂活动。比方，穆阿维叶(661-680年在位)和乌贝德(？-686年)之间关于古代君王故事的问答被编成了《也门及其诗歌和族谱的纪事》，它是传播至今最古老的阿拉伯汗青故事书之一。穆阿维叶的弟弟齐亚德(622-673年)编了第一本专门报告阿拉伯人缺点的书。(14)可见，到七世纪中叶，阿拉伯史学已经破土萌发。
公元761年是阿拉伯史学的演变竣事抽芽期的标记性年份。是年，伊本·伊斯哈格(704-768年)撰成《先知传》(已佚)。作者初次井井有条地全面记述穆罕默德的平生。他善于综合先辈史家们对同一变乱的差别记录，器重变乱之间的有序性和关联性。(15)而在《先知传》成书的同一年，麦加、麦地那、巴士拉和库法等地尚有很多圣训、教法和《古兰经》解释类作品成书。各类册本以后开始涌现。于是，一些阿拉伯史学家把这一年定为册本编纂成册和分别门类的肇始年。(16)而该时期的阿拉伯史学除了反映伊斯兰教走向全面发展的期间特性外，尚有如下四个特点。
第一，口述往事和片断笔墨记录并存，汗青记录由无序短文向体系史书过渡。伊斯兰教初兴之时，古莱氏部落只有17人会写字。(17)当时的知识传播，以口耳相传为主，纸条记录为辅。倭马亚王朝时期，汗青记录活动才渐渐开展起来。从瓦哈卜自称读了93部“天启之书”和他的哥哥汉马姆(？-719年)到市场上给他买书这两件事来看，(18)在七世纪末已经有了相称数量的成文册本。然而，“谁人时期的所谓著作，仅限于搜集编纂，著作者并没有特别的见解；所谓册本，就是指一些零散的纸片而言”。(19)实际上，直到八世纪初，武功纪(al-Maghāzī，又译“圣战史”)的网络整理成为一股高潮之后，阿拉伯人才开始有序地编纂史书。
第二，族谱、记事(khabar)和武功纪是重要的史书文体。部落族谱观念深刻地影响着阿拉伯人的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文化生存。很多申明显赫的圣门弟子如艾布·伯克尔(632-634年在位)、欧麦尔(634-644年在位)和阿基勒(？-680年)等都是早期的闻名族谱学家。(20)倭马亚王朝利用部落首领来维系其行政运行机制，大力大举支持族谱研究。到八世纪，族谱学家把这门学问发展成为汗青研究的紧张构成部分。(21)与此同时，由“阿拉伯人的日子”发展成记事。瓦哈卜和乌贝德是早期最闻名的记事家。更为紧张的是，学者们按照专题把穆罕默德的平生记录编辑成册：一类专门记穆氏言行，发展成圣训；另一类记穆氏平生古迹和圣门弟子史诗般的业绩，发展成武功纪和先知传(al-Sīrah)。乌尔沃(643-712年)是最早试图全面搜集武功纪的人。(22)但他的《武功纪》仅以口头授传，而且缺乏体系性和连贯性。他的门生祖哈里(671-742年)编的《武功纪》按照时间次序，从穆罕默德的祖父写到正统哈里发时期。(23)穆萨(？-758年)因其《武功纪》真实可靠而被誉为“武功纪的伊玛目”。(24)别的，该时期夺目武功纪的学者尚有瓦哈卜、阿西姆(？-737年)、舒拉哈比勒(？-741年)和伊本·艾比·伯克尔(？-747年)等人。这些武功纪为伊本·伊斯哈格编纂《先知传》打下了精良的底子。
第三，伊斯纳德(Isnād)被引入史学。关于“伊斯纳德”，美国闻名史学史家汤普森(J.W.Thompson)说：“全部伊斯兰史家都对峙伊斯纳德传统，即由一系列权势巨子形成的锁链，按照各环节次序可以追溯到某一变乱的眼见者或参加者，从而查考叙事是否精确。”(25)也就是说，它的重要功能在于包管所记之事为真。(26)伊斯兰教初兴之时，人们可以直接从穆罕默德和圣门弟子那边得到权势巨子知识，还不必要伊斯纳德。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关于穆罕默德言行的传述开始纷乱复杂起来。为了确保传述内容的真实性，圣训学家们渐渐器重伊斯纳德。然而，“最早的传记作者与首批圣训学家的作法一样，有的注意传述体系、汗青线索，有的则不注意”。(27)乌尔沃是一位可信的圣训学家，但他的《武功纪》时而有伊斯纳德，时而没有。祖哈里是把伊斯纳德牢固地与汗青编纂连合在一起的人。他严格地以伊斯纳德的完备性来判定史事的真伪，按次序把述及同一史事的全部传述人无一遗漏地记录下来。(28)别的，祖哈里是麦地那汗青学派的真正奠定人，其弟子继承和发展了他的撰史方法。
第四，史学流派开端形成。也门学派以研究古史和传说故事见长，是最早的阿拉伯史学流派之一。其出发点可以追溯到凯阿布·艾哈巴尔(？-652年)。它厥后颠末瓦哈卜等人的进一步发展而成为一个紧张的史学流派。然而，其影响力远远比不上麦地那学派和伊拉克学派。乌尔沃初创麦地那学派的根基，其得意弟子祖哈里夯实了学派底子。(29)该学派重要研究武功纪和先知传，特别器重伊斯纳德的利用。厥后，其研究旨趣涉及哈里发史和倭马亚王朝史。与之相媲美的伊拉克学派以巴士拉和库法为中心，善于研究族谱和“阿拉伯人的日子”，也涉猎武功纪和哈里发史。伊本·伊斯哈格把三个学派的英华综合到《先知传》。他“像也门人那样讲也门和有经典的人(即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的汗青，像麦地那人那样写传记，像伊拉克人那样修哈里发史”。(30)
抽芽期的阿拉伯史学之以是出现出以上特点，一是由于伊斯兰教给阿拉伯社会带来的革命性变革引起了阿拉伯人记录这一庞大变乱的冲动。穆罕默德的平生是记录的重点，是不容歪曲形貌的。伊斯纳德的产生正是阿拉伯史家为了包管所记之史的真实性而做出的积极。二是由于阿拉伯人团体文化发展程度尚处于低级程度。人们意识到记录真实汗青变乱的紧张性，但还没有形成肯定的方法意识。史学的发展尚处于早期的状态。同时，汗青影象具有长期性和连续性的特性，不大概由于某个人的招呼就立即被忘记。盛行于前伊斯兰时期的部落宗派主义在穆罕默德辞世后“反弹”。族谱研究在一段时期内备受器重，与记事和武功纪并驾齐驱。而阿拉伯史学初兴之时就已形成几个富有地区文化特性的史学流派，这阐明白伊斯兰文明是兼容并蓄的。
二、阿拉伯史学的成长期
阿拔斯王朝(750-1258年)前期，明君文韬武略，政治集权有序，经济繁荣发达，国际来往广泛，文化如日方升。在“翻译活动”的推动下，波斯、印度和希腊—罗马的文化与阿拉伯原有文化合流，“伊斯兰科学文化敏捷发展，在化学和炼金术、数学、天文学、占星术、医学、文学和语言学方面做出了庞大贡献，在生物学、矿物学、地理学、汗青学等范畴也结果非凡”。(31)九世纪中叶后，王权衰微，帝国分裂。然而，政治状态并不是决定文化盛衰的肯定因素。最最少，在伊本·伊斯哈格的《先知传》问世后，阿拉伯史学继承发展，到十世纪初终于奠定了坚固的学科底子。
泰伯里(838-923年)被誉为“阿拉伯汗青学的奠定者”。(32)他的编年体天下通史《历代民族与帝王史》(又称《历代先知与帝王史》或《泰伯里史》)，(33)起首叙述时间、夜晚与白天，再从创世写到穆罕默德迁徙麦地那(公元622年)。作者在叙述了伊斯兰历的创制和利用环境后，开始逐年编排汗青，直至伊历302年(公元915年)。他全面汇总前人的著述，非常器重汗青和时间的关系，以严谨过细的伊斯纳德、翔实可靠的史料、只管客观中立的叙述、优雅美好的文辞和人类汗青的视野，使这部书成为阿拉伯史学史上的一部划期间作品。他还对这部作品举行了补遗。泰伯里的史学成绩在很洪流平上取决于他的个人才智和积极，但同时也是八世纪中叶至十世纪初的阿拉伯史学不绝发展累积的结果。这段时期是阿拉伯史学的成长期。该时期的史学发展有五个特点。
起首，史家和史书的数量倍增。土耳其史学家福阿德·萨兹金(FuatSezgin)在《阿拉伯遗产史》中评介的卒于761年前的阿拉伯史家只有约五十位，而卒于761-923年间的史家约有百位。叙利亚闻名史学史专家沙奇尔·穆斯塔法(1921-1997年)说：“在伊斯兰历最初三个世纪内产生的汗青论著相称丰富，其数量高出了600种。约莫有2/3是由艾布·米赫纳夫(？-774年)、伊本·凯勒比(？-819年)、艾布·乌贝达(728-826年)和麦达因尼(752-839年)等四五个人写的”。(34)
其次，史家的方法意识进步。在阿拉伯史学的抽芽期，史学家们只是把网络到的质料堆砌成小册子，还没有显着的方法意识。布哈里(810-870年)以《大汗青》开创了按照阿拉伯字母次序编写团体传记的方法。伊本·古太白(828-889年)在《纪事的泉源》和《知识书》的序言中均指出写作目标，概括了全书内容，阐明白所利用的分类方法。(35)雅古比(？-897年)在《列国志》的简短序言中先容了他的实地观察法和对于不确定的知识不予以记录的治史方略。(36)
再次，史书情势与内容的多样化。1.由先知传衍生出多种情势的传记。(37)伊本·希沙姆(？-834年)的《先知传》是现存最古老且全面的穆罕默德传记。伊本·萨阿德(784-844年)在瓦基迪(747-823年)的《品级传》(已佚)的底子上编成《大品级传》。布哈里的《大汗青》是最早的按字母次序编排的团体传记。2.征服史(al-Futūh)的写作发展到顶峰，以伊本·阿卜杜·哈卡姆(？-871年)的《埃及和马格里布的征服》和白拉祖里(？-892年)的《各地的征服》为代表。3.族谱学发展成熟。阿拉伯族谱学历经口耳相传、单一族谱和族谱集等发展阶段而走向成熟。伊本·凯勒比的《族谱集》和白拉祖里的《贵族谱系》是成熟阶段的代表作。4.地方志涌现。现存最古老的麦加志是由伊本·阿兹拉奇(？-837年)网络资料，再由其孙伊本·阿卜杜拉(？-865年)编成的。伊本·泰福尔(819-893年)修了第一部巴格达志。(38)5.汗青地理学初兴。846年，伊本·胡尔达兹比赫(820-912年)完成《道里邦国志》的初稿。45年后，雅古比写了《列国志》。6.编年体史书出现。海塞姆(？-822年)写了《编年史》(已佚)。伊本·亥亚特(777-854年)的《汗青》经他的门生巴基(817-889年)编削后，成为传播至今最古老的阿拉伯编年体史书。(39)7.天下通史问世。迪纳沃里(？-895年)的《史事经纬》从人祖阿丹写到穆阿台绥姆(833-842年在位)之死，所涵盖的地理范围从中国到大西洋海岸。雅古比的《汗青》从创世写到872年，述及古代各民族的汗青。
又次，由“记事”阶段向“汗青”阶段的发展。记事是阿拉伯史学的古老情势。它由“阿拉伯人的日子”发展而来，是对单一变乱的八面见光的形貌。(40)它有五个特点。1.伊斯纳德比力机动。2.内容自我完备且简短。3.既有真实的汗青，也有假造的故事。4.常以对话的情势出现。5.时常插入一些诗歌和韵文。在阿拉伯化的外来词“塔历赫”(tārīkh)被引入史学之前，阿拉伯人是通过隐含于记事的主题和地点中的时间来明白汗青次序的。(41)这一阶段的阿拉伯史学史被称为“记事史”(tārīkhal-Khabar)。在阿瓦纳(？-765年)用“塔历赫”来给他的那部记录伊斯兰历1世纪的汗青变乱的书定名之后，阿拉伯史学渐渐迈入了“含偶然间的汗青作品”的编纂阶段。九世纪，产生了数十部名称中含有“塔历赫”的史书。(42)
末了，该时期的史学反映了文明来往不绝深化的期间特性。从波斯释奴艾布·乌贝达的一百余种著述来看，他既夺目波斯的汗青和文学，又对阿拉伯的汗青故事、语言、部落和伊斯兰教史等颇有研究。(43)他对两种文化采取兼容并蓄的态度。迪纳沃里的《史事经纬》用天下眼光刻画了阿拉伯人和波斯人的汗青关系图景。只管雅古比对中华文明的劈头和一些帝王的记录有些谬妄，(44)但不难发现他试图通过《汗青》来写他所相识的天下各民族。别的，查希兹(775-868年)的《阐明与表明》和《动物志》以及伊本·古太白的《纪事的泉源》也是“最能阐明这一题目的作品”。(45)
阿拉伯史学在阿拔斯王朝前中期敏捷发展，究其缘故起因，除了政治环境和经济状态利于史学的发展外，尚有三点有利因素。1.伊斯兰教的宗教体制根本建立，(46)宗讲授者的数量大增。他们中的很多人热衷于著史奇迹，形成了相互间有着师承关系的史家群体；史家们积极探索，作育了史书情势多样、内容纷繁的局面。2.伊斯兰文明圈形成，一些史家试图用更加开阔的以伊斯兰文明为中心的“天下”视野来誊写汗青。3.文明来往推动了史学的发展。中国造纸术西传阿拉伯极大地促进了阿拉伯史学的发展以及伊斯兰文化的繁荣。阿拉伯史学由“记事”阶段向“汗青”阶段的迈进是与它吸取了周边史学的营养分不开的。
三、阿拉伯史学的繁荣期
泰伯里逝后的三百余年内，阿拉伯汗青的车轮滚入了王权羸弱、帝国分裂、群雄并立和外祸频至的时期。945年，阿拔斯王朝哈里发开始沦为布维希人的傀儡；1055年，塞尔柱人代替布维希人，监护着哈里发的一举一动；1096年，十字军开始东侵；13世纪初，蒙古人西征。正如安达卢西亚史家伊本·拜萨姆(？-1147年)所言：“荒野孤狼伴，乌鸦单羽翻”。(47)然而，就在社会衰乱时，阿拉伯史学迈入了繁荣期。从十世纪初到阿拔斯王朝殒命，仅伊斯兰东部地区就有高出1200名史家。(48)这三百余年的阿拉伯史学除了史家和史书的数量巨大以外，尚有以下六个特点。
其一，史学的学科职位进步，而且受到其他学科的广泛影响。由于阿拉伯人的学术分科头脑深受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影响，(49)史学迟迟未能在阿拉伯的学科体系中得到明白的独立职位。闻名哲学家法拉比(870-950年)的《科学统计》一书改进了肯迪(801-873年)的哲学分科，却仍旧没有给史学安排相应的位置。(50)十世纪末，伊本·纳迪姆(932-990年)的《目次》和艾哈迈德·花拉子米(？-997年)的《科学的钥匙》补充了这一缺憾，把史学视为一门紧张学科来加以具体地形貌。(51)阿拉伯史学得到了学科独立职位，表明阿拉伯人更加充实地认识到史学的代价和作用。随着阿拉伯文化的深入发展，史学不但继承罗致文学和宗讲授的营养，还吸取哲学、占星术和地理学等方面的结果。比方，麦斯欧迪和米斯凯韦(932-1030年)通过汗青作品来叙述他们对人类社会发展之种种征象的哲学思考。(52)哈姆扎·艾斯法哈尼(893-970年)说：“我只有在星历表中才发现关于他们的年谱的记录”。(53)比鲁尼(973-1048年)在《印度志》(原著为波斯文)中充实暴露了他对占星术的爱好。生存于804-1759年间的闻名穆斯林地理学家共76位，此中生存于923-1258年的有28位。(54)他们的著作无疑都包罗了丰富的史料。
其二，“七派争鸣”的局面形成。伊拉克、叙利亚和埃及等地的很多基督教徒继承用古叙利亚文写汗青。与此同时，六个地区性汗青学派共同绘制伊斯兰史学版图。1.伊拉克学派的中心由巴士拉和库法转向巴格达。伊拉克史家们仍旧把维护伊斯兰天下的团体性视为己任。2.叙利亚学派以大马士革和阿勒颇为中心，多效仿伊拉克学派，缺乏独立的汗青头脑。3.也门学派继承研讨古史。4.在法蒂玛王朝(909-1171年)和阿尤布王朝(1171-1250年)时期，阿拉伯半岛和马格里布的史学附属于埃及学派。5.安达卢西亚的史家们喜好表达浓厚的家国感情。6.在萨曼王朝(874-999年)大臣兼史学家巴拉阿米(？-997年)把泰伯里的《历代民族与帝王史》译成波斯文从前，波斯学派重要用阿拉伯文写作。以后，波斯文写的汗青著作才渐渐增多。
其三，史家的职业出身多元化，而且产生了很多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和史学世家。除了像艾布·努艾姆(948-1038年)、赫推布·巴格达迪(1002-1071年)和伊本·阿萨奇尔(1105-1175年)等宗教人士以外，尚有很多从事其他职业的人也热衷于著史：埃米尔，如伊本·马库拉(1030-1094年)、伊本·蒙齐兹(1095-1188年)和伊本·沙汗沙哈(1172-1220年)；大臣，如穆赛比希(977-1029年)和鲁兹拉瓦利(1045-1095年)；法官，如塔努黑(940-994年)和马沃尔迪(974-1058年)；大夫，如伊本·布特兰(？-1066年)和伊本·马里斯塔尼(？-1203年)；(55)书商，如伊本·纳迪姆和雅古特(1179-1229年)，等等。这个期间也作育了不少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如艾布·法拉吉(897-967年)、伊本·哈兹姆(994-1064年)和伊本·焦济(1116-1200年)等。别的，萨比家属、萨姆阿尼家属、比纳家属、麦格迪西家属、拉兹家属和阿萨奇尔家属等是闻名的史学世家。
其四，伊斯纳德的紧张性降落。八至十世纪初，伊斯纳德是评判史书质量的重要标准。以后，它的紧张性渐渐降落，究其缘故起因有三。起首，伊斯纳德自身的范围性。它的保真功能只对伊斯兰教史有效，对于前伊斯兰史、古文明史和外国史却没有多大的用处。(56)其次，泰伯里权势巨子地把汗青写到了915年。伊本·艾西尔(1160-1234年)说：“在诸多史家中，我以他为准。由于他是美满的伊玛目，是知识的集聚者，是可信之人”。(57)末了，第一手史料备受推许。麦斯欧迪游历天下三十余年，以丰富的第一手史料写下了盛誉千年的《黄金草原和珠玑宝藏》。伊本·格拉尼斯(1077-1160年)的《大马士革志》证明白切身履历和官方文书对于政治史写作的紧张性。
其五，鸿篇巨著涌现。麦斯欧迪的《时间纪事》原稿大概有六千页，痛惜仅存250页。(58)马尔祖巴尼(910-994年)的三部墨客传记高出3万2千页。(59)希拉勒·萨比(969-1056年)的《汗青》写了40卷(现仅存第八卷)。西卜托·本·焦济(1186-1256年)的《时间镜鉴》也有40卷。安达卢西亚史学巨匠伊本·哈彦(987-1076年)的《坚固集》约60卷(已佚)。(60)伊本·阿萨奇尔的80卷本《大马士革志》淹灭了他30年精力。(61)大夫伊本·马里斯塔尼试图把《巴格达志》写到100卷，痛惜未能如愿完稿。伊本·阿基勒(？-1119年)的《艺术全录》写了400卷还没有写完！(62)
其六，史书内容和史学头脑的深化。阿尔及利亚头脑家穆罕默德·阿尔考(1928-2010年)把古代阿拉伯史学的发展过程分别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重要歌颂穆罕默德的丰功伟绩，争论倭马亚王朝的宗教和政治合法性，记述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分歧；第二阶段从阿拔斯王朝创建到泰伯里去世，汗青文学盛行，人的代价、目标和运气渐渐成为关注的重点；第三阶段始于十世纪，汗青和哲学开始联姻，理性头脑和神学辩护交错，具有批驳精力的作品问世。(63)伊拉克史学家阿卜杜·阿齐兹·杜里(1919-2010年)则把古代阿拉伯史学头脑归结为六大类。1.宿命论。安拉规定了统统，人无从改变。2.公正说。人的统统取决于安拉的意愿，但人具故意志自由，同时要对本身的举动负责。3.贵族观。贵族对伊斯兰文明的发展起偏重要作用。4.善恶观。汗青是善与恶的辩论过程。5.像麦斯欧迪那样表明汗青进程。6，像伊本·赫勒敦(1332-1406年)那样分析国家兴亡。(64)此中，前五种史学头脑在阿拔斯王朝中后期的史学著作中都有所表现。
阿拉伯史学在日渐衰微的政治环境中走向繁荣发达。诚如艾哈迈德·爱敏(1886-1954年)所言：“其缘故起因在于伊斯兰诸王国当时争相用文人和学者为本国装潢门面并以此夸耀，因而学者受到痛爱并被赐以厚禄……这就使很多学者在诸国割据、自主的形势下得以安定下来”。(65)这可以说是阿拉伯史学繁荣的外在有利因素。究其内涵缘故起因，史学颠末七世纪中叶至十世纪初的发展，已经成为阿拉伯文化体系中不可或缺的构成部分，具有了不绝寻求进一步发展的生命力。
四、阿拉伯史学的连续期和衰落期
1260年的艾因·扎路特战役证明白马木鲁克王朝(1250-1517年)具有反抗蒙古铁骑的军事气力。而且，马木鲁克军团还先后多次击败十字军，把圣城麦加和麦地那纳入王朝版图。于是，伊斯兰天下东部和西侧的大批学者、工匠和能人异士等纷纷逃往埃及和叙利亚地区寻求安身之所。阿拉伯的文化和政治制度在军团的保护下得以连续。该时期的阿拉伯史学以埃及开罗和叙利亚大马士革为中心，在编年史、人名辞书、传记、地理和行政百科全书等方面都取得了可观的成绩，(66)在汗青哲学和史学理论方面也实现了庞大突破。马木鲁克王朝的两百多年是阿拉伯史学的连续期，它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史学的官方化。从七世纪开始，汗青编纂不停备受哈里发和王公大臣们的关注，但在当局部分中并未设立专门负责修史的职位。实际上，阿拉伯史学的官方化在很洪流平上大概是蒙古人带来的。《天下征服者史》的作者志费尼(1226-1283年)曾任命以修史而闻名的伊本·萨伊(1197-1274年)为“史官”(muharriral-Waqāi'a)。后者死后，伊本·福瓦蒂(1244-1323年)继承了他的职位，全权负责修史工作。(67)与此同时，马木鲁克王朝的档案馆(dīwānal-lnshā')(68)也兼备了修史的职能。主持过档案馆工作的努伟里(1279-1333年)、欧麦利(1300-1349年)和格拉格山迪(1355-1418年)等人均是当时顶尖的百科全书编纂家。
第二，史家的阶层化。通过观察马木鲁克王朝时期的史料可见，当时的都会社会重要由军政职员、知识分子寂静民等三个阶层构成。(69)从这些阶层中产生了四类史家。1.“拿剑的人”(arbābalSūyuf)。他们在处理惩罚国家军政事件之余，对汗青写作有着浓厚的爱好。由于他们本身就是汗青变乱的参加者，具有敏锐的政治眼光和军事盘算，因而他们的作品具有较高的政治和军事史参考代价。比如埃米尔拜伯尔斯·曼苏利(1247-1325年)的《伊斯兰史粹》和亲王艾布·菲达(1273-1331年)的《人类史纲》。2.“拿笔的人”(arbābal-Aqlām)。他们在国家构造中担当文职工作，比方伊本·阿卜杜·扎希尔(1223-1293年)和萨拉丁·萨法迪(1297-1363年)。3.宗教人士，如扎哈比(1274-1348年)、伊本·凯西尔(1302-1373年)和伊本·哈贾尔(1372-1449年)。4.武士后代(awlādal-Nās)，如伊本·杜格玛格(1349-1407年)和伊本·塔格利·比尔迪(1409-1470年)。
第三，史书编纂方法的模式化。沙奇尔·穆斯塔法说：“险些没有发现马木鲁克—蒙古时期的史家在史书编纂方法上有什么创新之处。他们只是继承了前人网络质料、整理文献和编纂著述的路子。”(70)麦格里齐(1364-1442年)的《埃及志》、巴德尔丁·爱尼(1361-1451年)的《汗青璎珞》以及伊本·艾巴克(生卒年不详)的《宝库与珍集》等著作的取材无非有三：转抄的、听闻的以及眼见的。编排次序重要还是按照时间先后(即编年史)、字母次序(多为团体传记)、朝代、地区、国家和阶层等。
第四，史书内容的风雅化。该时期的史家在继承的底子上也有所发展。最显着的一个方面是编年史的编纂正确到了月和日。伊勒姆丁·巴尔扎利(1267-1339年)的《什哈布丁·艾比·沙玛史续编》是按照月份来编排汗青的早期作品。(71)麦格里齐的《埃及诸王史》是该时期的正确到日的典范编年史。伊本·塔格利·比尔迪续编了这部著作，写成《日月之事》。(72)伊本·绥拉菲(1416-1495年)的《汗青中的身心逸步》按年分章，再按月份分节，末了按日编写每节。(73)
第五，汗青哲学的奠定。黑格尔说，研究汗青的方法有原始的、反省的和哲学的三种。(74)前二者是上文提及的绝大部分阿拉伯史家所利用的方法。伊本·赫勒敦对此中一些史家表现不满，他说：“他们对期间发生的变革、对已往很多国家和朝代的兴衰，表现出非常茫然，不知所措……他们不谈变乱最初的环境，不提是什么缘故起因促成了变乱的发生，也不分析末了为什么竣事了”。(75)他修撰了《阿拉伯人、外国人、柏柏尔人的汗青纲要和殷鉴》。该书“包罗了很多鲜为人知的科学知识，尚有很多各人很认识又被粉饰了的哲学原理”。(76)伊本·赫勒敦并不是第一个实行把汗青与哲学连合在一起的人，但他却是乐成地把它们连合在一起并深刻地影响至今的人。在这部书的绪论卷成书(1377年)四年之后，伊本·易卜拉欣·伊吉(生卒年不详)试图把神学、哲学与汗青相连合，著成《史学宝鉴》。(77)
第六，体系的史学理论问世。现存最早的阿拉伯史学理论专文《史学撮要》是卡菲雅吉(？-1474年)在1463年完成的。该文由“媒介”、“史学的底子”、“史学的本真与要求”和“学者的高贵、知识的良好性、记录与思考的引导性”共四个部分构成。(78)卡氏的门生萨哈维(1427-1497年)在该文的底子上，于1492年撰成了第一部比力完备的阿拉伯史学理论专著《为史正名》。该书的重要内容有：1.“塔历赫”的语言学和专业术语界说；2.汗青研究的对象；3.汗青的裨益和目标；4.怎样对汗青举行判定；5.那些诽谤汗青的人；6.史家应该具备的素养；7.伊斯兰历的创建过程；8.史学家扎哈比对史书的分类；9.34类阿拉伯史书和闻名史学家。(79)别的，苏尤蒂(1445-1505年)写了具有浓厚宗教色彩的史论专文《史学嫩枝》。(80)
阿拉伯史学发展到马木鲁克王朝时期出现了庞大变化。伊本·赫勒敦积极促使阿拉伯史学的研究范式由叙述史学转向汗青哲学。(81)萨哈维对史学的各个方面举行了理论性叙述，以维护史学的尊严。史家们的成绩固然取决于其自身才智、履历和学养，同时也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和前人的史学积聚密不可分。敏感史家们所积极暴露的忧患意识未能救济阿拔斯王朝的殒命。这一方面促使厥后者寻求更加深入地探究人类汗青和社会发展的规律，另一方面，当时泛起的“汗青无用论”对史学的发展造成了悲观的影响，(82)而汗牛充栋的传统阿拉伯史书多是述而岂论的，未能分析事物发展的本质。因而，萨哈维等“史学卫士”积极为史学辩护。
然而，阿拉伯史学还没来得及向理论纵深方向发展，马木鲁克王朝就殒命了。伊本·伊亚斯(1448-1524年)逐日记录了它的殒命过程。他写道：“(马木鲁克王朝)素丹突曼贝末了被奥斯曼国王赛里姆施以绞刑了……这种事变，史无前例！”(83)以后，大部分阿拉伯地区渐渐沦为奥斯曼帝国治下的省份，阿拉伯史学坠入了长达两百多年的衰落期。
16世纪中叶到18世纪末，固然阿拉伯史学衰落了，但这并不是说它陷入了一片暗中。从数量上看，仅麦加就仍有96位学者写了479种汗青论著。(84)宗教人士和苏菲主义者，比如伊本·突伦(1475-1546年)、撒阿拉尼(1493-1566年)、古特布丁·纳哈拉瓦尼(1511-1582年)、艾哈迈德·马格利(1578-1632年)、伊本·艾比·苏鲁尔·巴克利(1596-1676年)以及穆尔台迪·扎比迪(1732-1790年)等留下了一些具有较高参考代价的史籍。不外，苏菲主义盛行又是导致汗青写作在该时期不被器重的缘故起因之一。阿尔及利亚闻名史学家艾布·格西姆·萨阿德拉(1930-2013年)说：“汗青何以沉溺至此？其表明无非有二，其一是苏菲的控制，其二是畏惧统治者。”(85)阿拉伯史学的光辉已经成为汗青。直到杰巴尔提(1754-1825年)的期间，它才开始走上复兴之路。(86)
综上可见，起步晚、发展快、史家众、书量大、直叙多、议论少、内容繁、记述细和不离神是古代阿拉伯史学的团体发展特点。古代阿拉伯史学的成绩是值得肯定的。约五千名穆斯林史家给众人留下了约一万两千部史书(此中大部分是用阿拉伯文写的)。(87)史家们大量记述了古代天下各民族的汗青和传说，还塑造了体系的汗青哲学和史学理论。同时，古代阿拉伯史学也有其自身难以克制的缺陷。比如，很多史家过于注意对人的举动的记录，却少少分析变乱的来龙去脉。又如，史家们始终未能彻底摆脱神学史观的拘束。
观察七世纪中叶至18世纪末的阿拉伯史学，它重要在七种“力”的综相助用下向前发展。1.经济气力保障史家群体的一样平常所需。前伊斯兰时期的阿拉伯社会经济发展程度很低，无法供养太多依靠写字为生的人。7—11世纪，农业、手工业和贸易等经济范畴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浩繁都会郁勃、璀璨。(88)物质的富足为阿拉伯知识分子的活动提供了条件。2.政治上的大力大举支持。倭马亚王朝利用部落宗派主义和阿拉伯贵族维持统治，夸大阿拉伯人和部落在政治中的紧张性。阿拔斯王朝哈里发则以其家属与先知穆罕默德同属于哈希姆部落支系作为政治合法性的底子。汗青研究因而得到国家的支持。3.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的牵引力。阿拉伯史学的繁荣是整个文化体系郁勃的一个方面。在其他学术郁勃的时间，史学益趋生动。4.精力动力。伊斯兰教是鼓励人求知的，比如“阿丹依附拥有知识而贵过天使”和“人类由于知识而高贵”。(89)这是阿拉伯学者们奋笔写史的精力动力源之一。5.人类文明来往的协力。阿拉伯史学的鼓起和繁荣是与阿拉伯的原有汗青意识跟犹太史学、古波斯史学、基督教史学以及希腊—罗马史学等天下史学分支的文明来往精密相干的。唐帝国与阿拔斯王朝的文明来往的结果之一是中国造纸术西传阿拉伯。便宜而实用的纸的推广正是阿拉伯史学巨著得以反复问世的紧张条件条件。6.史家们的积极和执着。阿拉伯史学起步晚、发展快，其关键的一点在于有很多像泰伯里那样淡泊名利、以求知为乐，或像伊本·哈彦那样秉笔挺书、洞察世变乱革的史家。7.史学的内涵驱动力。颠末数百年的发展，阿拉伯史书浩如烟海，但缺乏对汗青和史学的体系反思。面对严厉实际，伊本·赫勒敦以为必须创建一门新的学科，专门研究汗青变乱的性子和缘故起因。(90)社会汗青哲学由此而生。“文化科学”理论自此鼓起。(91)
那么，我们该怎样更加深刻地认识古代阿拉伯史学的发展过程及其在天下史学史中的职位呢？阿拉伯史学和其他天下史学分支一样，从神话传说开始。差别的是，阿拉伯史学和神话之间不停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西方史学一度沦为神的婢女，印度人把本身的已往安葬在“一大堆神话中”，(92)中国史学则以“确实可靠性”而享誉天下。(93)阿拉伯史学不像中国史学和西方史学那样源远流长，但它把汗青的真实性和时间意识带到了印度、中亚和撒哈拉，在郁勃时“反哺”了波斯史学，在衰落中滋养奥斯曼土耳其史学。若把阿拉伯史学置于天下史学之林中以确定其职位，则诚如张广智传授所言：“合法西方史学处于基督教神学史观的束缚与宗教无知主义的桎梏下，处于一片冷落的时间，阿拉伯史学却灿若河汉，光照千古，它与我国、印度等同期间的其他东方国家的先辈史学成绩会合在一起，交相辉映，各显异彩”。(94)因而，怀着对全人类调和共存的盼望，更加深入、全面、体系地研究阿拉伯史学史是故意义的。
①伊斯兰史学重要由阿拉伯史学、波斯史学、土耳其史学以及其他具有伊斯兰文化特性的史学分支构成。拜见DanielWoolf,AGlobalHistoryofHistory,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11,pp.89,91。
②J.W.汤普森：《汗青著作史》上卷第1分册，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580页。
③FerdinandWüstenfeld,DieGeschichtschreiberderAraberundihreWerke,DieterichscheVerlags-Buchhandlung,1882.
④阿萨德·鲁斯塔姆：《汗青术语》(阿拉伯文)，赛达、贝鲁特：当代书店2002年版。
⑤较具代表性的作品：西方的如FranzRosenthal,AHistoryofMuslimHistoriography,E.J.Brill,1968;ChaseF.Robinson,IslamicHistoriography,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3;阿拉伯的如阿卜杜·阿齐兹·杜里：《阿拉伯史学的鼓起》(阿拉伯文，初版于1960年)，贝鲁特：阿拉伯同一研究中心2007年版；沙奇尔·穆斯塔法：《阿拉伯汗青与史学家》第1—4卷(阿拉伯文，原筹划共5卷，但至今未见第5卷问世)，贝鲁特：大众知识出书社1979-1993年版(第1卷初版于1978年)；印度的如MohamedTaher,ed.,EncyclopaedicSurveyofIslamicCulture,Vol.5,AnmolPublicationsPvtLtd.,1997;N.KSinghandA.Samiuddin,eds.,EncyclopaedicHistoriographyoftheMuslimWorld,GlobalVisionPublishingHouse,2003。
⑥我国至今大概只有一部与阿拉伯史学史密切相干的专著，即邹兰芳的《阿拉伯传记文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书社2016年版)，如有遗误，恭请阿拉伯史学史研究者指正。
⑦关于史学史的分期标准题目，详见王记录：《五十年来中国史学史分期研究述评》，《中国史研究动态》2002年第6期。
⑧希提：《阿拉伯通史》上册，马坚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1页。
⑨阿卜杜·阿齐兹·杜里：《阿拉伯史学的鼓起》，第13—14页。
⑩麦斯欧迪：《黄金草原和珠玑宝藏》第2卷(阿拉伯文)，赛达、贝鲁特：当代书店2005年版，第149、154、158—163页。
(11)哈姆扎·艾斯法哈尼：《天下诸国王与先知年谱》(阿拉伯文)，贝鲁特：生存书店出书社(出书时间不明)，第113页。
(12)阿卜杜·阿齐兹·杜里：《阿拉伯汗青分期概论》(阿拉伯文)，载《汗青和文明论集：史学论集》，贝鲁特：阿拉伯同一研究中心2009年版，第247页。
(13)瓦哈卜·本·穆纳比赫：《希木叶尔诸王故事集》(阿拉伯文)，阿卜杜·马利克·本·希沙姆传述，萨那：也门研究中心1995年版，第174—176页。
(14)福阿德·萨兹金：《阿拉伯遗产史》第1卷第2分册(阿拉伯文)，马哈茂德·法哈米·希贾兹译，利雅得：伊玛目穆罕默德·本·沙特伊斯兰大学1991年版，第28、35—36页。
(15)侯赛因·纳索尔：《阿拉伯文学中艺术性写作的鼓起》(阿拉伯文)，开罗：宗教文化书店2005年版，第228、235页。
(16)伊本·塔格利·比尔迪：《埃及历代君王中的刺眼明星》第1卷(阿拉伯文)，贝鲁特：学术册本出书社1992年版，第444—445页；沙奇尔·穆斯塔法：《阿拉伯汗青与史学家》第1卷，第92页。
(17)白拉祖里：《各地的征服》(阿拉伯文)，贝鲁特：学术册本出书社2000年版，第280页。
(18)瓦哈卜·本·穆纳比赫：《希木叶尔诸王故事集》，第9页；伊本·哈贾尔：《校正之校正》第11卷(阿拉伯文)，海得拉巴：印度百科全书委员会1909年版，第67页。
(19)艾哈迈德·爱敏：《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第1册，纳忠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81页。
(20)伯克尔·艾布·宰德：《族谱学家品级传》(阿拉伯文)，利雅得：觉醒出书社1987年版，第13、15页。
(21)阿卜杜·阿齐兹·杜里：《族谱书与半岛史》(阿拉伯文)，载《汗青和文明论集：史学论集》，第149页。
(22)艾巴努·本·奥斯曼(640-723年)是第一个以深谙武功纪而闻名的人。但杜里以为，艾巴努只是圣训研究向武功纪研究过渡阶段的代表人物。拜见优素福·霍罗维茨：《最早的武功纪及其作者们》(阿拉伯文)，侯赛因·纳索尔译，开罗：巴比1949年版，第3页；阿卜杜·阿齐兹·杜里：《阿拉伯史学的鼓起》，第19页。
(23)伊本·什哈卜·祖哈里：《先知武功纪》(阿拉伯文)，大马士革：头脑出书社1981年版。
(24)穆罕默德·巴格希舍：《穆萨·本·奥克巴的〈武功纪〉》(阿拉伯文)，拉巴特：新知识出书社1994年版，第18—21页。
(25)J.W.汤普森：《汗青著作史》上卷第1分册，第560页。
(26)拉菲格·阿杰姆编著：《阿拉伯—伊斯兰汗青学术语辞典》(阿拉伯文)，贝鲁特：黎巴嫩书店2000年版，第46—48页。
(27)艾哈迈德·爱敏：《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第3册，向培科等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335页。
(28)阿卜杜·阿齐兹·杜里：《阿拉伯史学的鼓起》，第64、80页。
(29)阿卜杜·阿齐兹·萨里姆：《汗青与阿拉伯史学家》(阿拉伯文)，亚历山大：大学青年基金会1987年版，第53—60页。
(30)侯赛因·纳索尔：《阿拉伯文学中艺术性写作的鼓起》，第243页。
(31)彭树智主编，王铁铮、黄民兴等著：《中东史》，人民出书社2010年版，第104页。
(32)宛耀宾主编：《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四川辞书出书社2007年版，第553页。
(33)泰伯里：《泰伯里史》第1—10卷(阿拉伯文)，开罗：埃及知识出书社1968-1969年版。
(34)沙奇尔·穆斯塔法：《阿拉伯汗青与史学家》第1卷，第83页。
(35)伊本·古太白：《纪事的泉源》第1卷(阿拉伯文)，开罗：埃及册本出书社1996年版，“作者序言”，第10—20页；伊本·古太白：《知识书》(阿拉伯文)，开罗：知识出书社1981年版，“作者序言”，第1—7页。
(36)雅古比：《列国志》(阿拉伯文)，莱顿：博睿学术出书社1890年版，第2—3页。
(37)阿拉伯的传记重要有“西拉”、“塔尔杰马”、“塔巴卡特”、“马加兹”、“巴尔纳马吉”、“马纳基布”、“法赫拉塞”、“瓦法耶特”、“穆阿杰姆”和“穆卡迪马”等范例。详见邹兰芳：《阿拉伯传记文学研究》，第85页。
(38)福阿德·萨兹金：《阿拉伯遗产史》第1卷第2分册，第204—253页。
(39)侯赛因·阿绥：《哈里发·本·亥亚特及其〈汗青〉和〈品级传〉》(阿拉伯文)，贝鲁特：学术册本出书社1993年版，第40—68页。
(40)FranzRosenthal,AHistoryofMuslimHistoriography,p.66.
(41)拉多旺·萨利姆：《阿拉伯的时间体系：阿拉伯—伊斯兰史研究》(阿拉伯文)，贝鲁特：阿拉伯同一研究中心2006年版，第33页。
(42)沙奇尔·穆斯塔法：《阿拉伯汗青与史学家》第1卷，第51—52页。
(43)伊本·纳迪姆：《目次》第1卷(阿拉伯文)，伦敦：福尔甘伊斯兰遗产基金会2009年版，第149—152页。
(44)雅古比：《汗青》第1卷(阿拉伯文)，莱顿：博睿学术出书社1883年版，第17、94、106、204—209页。
(45)艾哈迈德·爱敏：《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第2册，朱凯、史希同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361—381页。
(46)金宜久主编：《伊斯兰教概论》，青海人民出书社1987年版，第36—40页。
(47)伊本·拜萨姆：《岛上名士之收藏》第1卷第l册(阿拉伯文)，贝鲁特：文化出书社1997年版，第19页。
(48)沙奇尔·穆斯塔法：《阿拉伯汗青与史学家》第1卷，第272页。
(49)阿巴斯·穆罕默德：《纳绥尔丁·图斯和纳赛尔丁·贝多瓦的学科分类》(阿拉伯文)，贝鲁特：阿拉伯复兴出书社1996年版，第14—20页。
(50)法拉比：《科学统计》(阿拉伯文)，贝鲁特：新月出书社1996年版。
(51)伊本·纳迪姆：《目次》第l卷，第277—356页；艾哈迈德·花拉子米：《科学的钥匙》(阿拉伯文)，贝鲁特：泉源出书社2008年版，第101—122页。
(52)索伊布·阿卜杜·哈米德：《伊斯兰头脑中的汗青哲学》(阿拉伯文)，贝鲁特：哈迪出书社2007年版，第227—245、261—274页。
(53)哈姆扎·艾斯法哈尼：《天下诸国王与先知年谱》，第66页。
(54)穆罕默德·马哈茂德·穆罕默丁：《伊斯兰地理学遗产》(阿拉伯文)，利雅得：科学出书社1999年版，第423—432页。
(55)伊本·艾比·乌塞比阿：《大夫品级传》第1卷(阿拉伯文)，法兰克福：阿拉伯—伊斯兰汗青学院1995年影印版，第241—243、303—304页。
(56)瓦吉哈·考塞拉尼：《史学史：趋势、流派与方法》(阿拉伯文)，贝鲁特：阿拉伯政治研究中心2012年版，第90—91页。
(57)伊本·艾西尔：《汗青大全》第1卷(阿拉伯文)，贝鲁特：学术册本出书社1987年版，“序言”，第7页。
(58)麦斯欧迪：《时间纪事》(阿拉伯文)，开罗：阿卜杜·哈米德·艾哈迈德·哈乃斐印书馆1938年版，“序言”，第7页。
(59)伊本·纳迪姆：《目次》第1卷，第408—409页。
(60)卡尔·布罗克尔曼：《阿拉伯文学史》第6卷(阿拉伯文)，雅古比·伯克尔译，开罗：知识出书社1983年版，第102页。
(61)伊本·阿萨奇尔：《大马士革志》第1卷(阿拉伯文)，贝鲁特：头脑出书社1995年版，“订正序言”，第31页。
(62)伊本·哈贾尔：《指针》第5卷(阿拉伯文)，贝鲁特：伊斯兰印书馆2002年版，第563页。
(63)穆罕默德·阿尔考：《阿拉伯头脑中的人文主义倾向：米斯凯韦和陶希迪的期间》(阿拉伯文)，哈希姆·萨利赫译，贝鲁特：萨基出书社1997年版，第559—571页。
(64)阿卜杜·阿齐兹·杜里：《阿拉伯人的史书：头脑和方法》(阿拉伯文)，载《汗青和文明论集：史学论集》，第194—195页。
(65)艾哈迈德·爱敏：《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第6册，赵军利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5页。
(66)LiGuo,“MamlukHistoriographicStudies:TheStateoftheArt”,MamlukStudiesReview,Vol.1,1997,pp.15-43.
(67)沙奇尔·穆斯塔法：《阿拉伯汗青与史学家》第3卷，第19页。
(68)档案馆在阿拔斯王朝时期成为一个独立的当局部分，当时重要负责掌管哈里发的公务文书。拜见乔治·宰丹：《伊斯兰文明史》第1卷(阿拉伯文)，贝鲁特：生存书店出书社(出书时间不明)，第245页。
(69)NasserRabbat,“RepresentingtheMamluksinMamlukHistoricalWriting”,inHughKennedy,ed.,TheHistoriographyofIslamicEgypt(c950-1800),Brill,2001,pp.60-61.
(70)沙奇尔·穆斯塔法：《阿拉伯汗青与史学家》第3卷，第29页。
(71)沙奇尔·穆斯塔法：《阿拉伯汗青与史学家》第4卷，第44页。
(72)伊本·塔格利·比尔迪：《日月之事》第1—2卷(阿拉伯文)，开罗：册本天下1990年版。
(73)伊本·绥拉菲：《汗青中的身心逸步》第1-3卷(阿拉伯文)，开罗：册本出书社1970、1971、1973年版。
(74)黑格尔：《汗青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书社2006年版，第1—73页。
(75)伊本·赫勒敦：《汗青绪论》上卷，李振中译，宁夏人民出书社2015年版，第7—8页。
(76)伊本·赫勒敦：《汗青绪论》上卷，第10页。
(77)伊本·易卜拉欣·伊吉：《史学宝鉴》(阿拉伯文)，大马士革：齐纳努出书社2010年版。
(78)卡菲雅吉：《史学撮要》(阿拉伯文)，开罗：册本天下1990年版。
(79)萨哈维：《为史正名》(阿拉伯文)，萨利赫·艾哈迈德·阿里译，贝鲁特：任务基金会1986年版。
(80)苏尤蒂：《史学嫩枝》(阿拉伯文)，莱顿：博睿学术出书社1894年版。
(81)冯杰文：《伊斯兰史学研究范式的突破——评伊本·赫勒敦的〈汗青绪论〉》，《史学理论研究》2015年第4期。
(82)当时，斥责汗青的人，既有“专业人士”，也有平凡大众。拜见萨哈维：《为史正名》，第86页。
(83)伊本·伊亚斯：《期间奇花》第5卷(阿拉伯文)，开罗：阿拉伯册本复兴出书社1961年版，第177页。
(84)笔者仅统计生存于1517-1800年间的麦加学者，详见穆罕默德·哈比卜·希拉：《麦加的汗青与史学家：伊斯兰历3至13世纪》(阿拉伯文)，伦敦：福尔甘伊斯兰遗产基金会1994年版，第170—409页。
(85)艾布·格西姆·萨阿德拉：《阿尔及利亚文化史》第2卷(阿拉伯文)，贝鲁特：伊斯兰西方出书社1998年版，第322页。
(86)格奥尔格·伊格尔斯、王晴佳著，苏普里娅·穆赫吉参著：《环球史学史：从18世纪至当代》，杨豫译，北京大学出书社2011年版，第88页。
(87)裔昭印主编：《天下文化史》，华东师范大学出书社2000年版，第236页；拉菲格·阿杰姆编著：《阿拉伯—伊斯兰汗青学术语辞典》，第4页。
(88)哈全安：《中东史：610-2000》，天津人民出书社2010年版，第219—238页。
(89)伊本·凯西尔：《古兰经注》，孔德军译，中国社会科学出书社2010年版，第34、1487页；布哈里：《布哈里圣训实录全集》第1卷，祁学义译，宗教文化出书社2008年版，第22—40页。
(90)马小鹤：《伊本·赫勒敦》，东大图书公司1993年版，第30—31页。
(91)关于伊本·赫勒敦的“文化科学”理论，详见冯杰文：《伊本·赫勒敦“文化科学”理论研究》，宁夏人民出书社2016年版。
(92)格奥尔格·伊格尔斯、王晴佳著，苏普里娅·穆赫吉参著：《环球史学史：从18世纪至当代》，第42页。
(93)伏尔泰：《风俗论》上册，梁守锵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85页。
(94)张广智：《中世纪时期的阿拉伯史学》，《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2期。
